安全生产，始于人类的生产活动。我国自古就非常重视安全管理问题。例如，在安全生产技术上，16～17世纪，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燔石》章，就论及到竖井采煤的安全管理状况，书中详细记述了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措施。在安全生产管理上，历史上也曾有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诗作。诗中所讲的这种古代的鞭炮禁放令，估计是为了安全，因此不准老百姓燃放鞭炮、烟火、孔明灯、点灯笼、过灯节，只能由官方组织烟火表演。客观地说，在古代城市到处都是草房木屋、砖木结构的建筑物，以及缺乏救火技术和准备的情况下，上述管理措施应当是有正面价值的。
迷信与智慧
总结先人的智慧和经验，发现安全预防思想遍及古人的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以及房屋建造中。即使进入21世纪，“某年某月某日，宜起屋”，或是“某年某月某日，忌拆迁”等字句仍然可见。抛去其中迷信的部分，这其实是古人最原始和朴素的安全预防思想的体现。
那么古人是如何做到对安全的预防呢？是机械地拿着本农历，然后根据书上说的：今天修房子不行，明天安全，那就明天修；书上说，今天诸事不宜，那我们今天就什么都不干。这就是迷信教条了。真正的预防应该在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后，洞察先机，从而做到预知危险。早在隋唐时期的《诸病源候论》中就有“凡古井冢深坑阱中，多毒气，不可辄入，必须入者先下鸡鸭毛试之，若毛旋转不下，即是有毒，便不可入。”而《外台秘要》也指出，矿井内可在人入之前放进六畜，“若有毒，其物即死。”同是明代的《农政全书》也提到了“地中之脉，条理相通，有气伏引焉，凡凿井遇此（毒气），当有急飒飒侵入，急起避之，俟泄尽更下凿之。欲侵知气尽者，缒灯火下视之，火不灭是气尽也。”可知当时已经用动物和灯火试验来探测古冢、深坑、矿井中的有害气体。这些古人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都比较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原理。
再比如，始建于北宋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有“天下第一塔”美称的开封铁塔，因其卓绝的建筑艺术闻名遐迩。因其外表全以褐色琉璃砖镶嵌，远看近似铁色，加之本身坚固异常，犹如铁铸，故从元代起民间称之为“铁塔”。据史料记载，铁塔前身是一座木塔，系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建筑学家喻浩为供奉佛祖释迦牟尼佛舍利而建造的。据说，他经过八年的构想设计和建造，终于在公元989年把这座佛塔建成。初建成的塔向西北倾斜，有人问喻浩缘由，他说京师无山，多西北风，离此地不远又有大河流过，用不到百年的时间，塔受风力作用和河水侵蚀的影响，就自然会直过来了，并预言此塔可存在七百年不会倒塌。而且，喻浩在施工中采取每建一层都在塔的周围安设帷幕遮挡，既避免施工伤人，又便于操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木塔在宋仁宗庆历四年，就是公元1044年夏天，便被雷火所焚，仅存在了五十多年。到了皇佑元年，宋仁宗下诏在距此塔不远的夷山上，仿照木塔的样式建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铁色琉璃砖塔。粗壮的塔心柱是支撑塔壁、抵御外力的核心部分。各种不同用途的外壁砖瓦构件通过登道与培心柱紧密衔接，异常坚牢，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九百多年来，铁塔历经地震、暴风、水患，特别是1938年5月，日军用大炮对铁塔进行轰炸，北面从第四层至第十三层的各级檐角、塔壁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但仍然屹立。今天在我们欣赏铁塔之壮美时，更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
我国东汉史学家荀悦在论述防与救的关系和防的重要性时，就总结出“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的思想观念，相比较《安全生产法》中提出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观念。“防”主要是指超前教育，是一种自我约束、软约束；“救”与“戒”则主要依靠检查监督，采用记录、谴责的手段督促纠正，带有强制性，是一种外在约束、硬约束。“救”与“戒”并非上策，只是安全管理的最后手段。古人不仅指出了三种手段，而且为之排了队，认为防是第一位的，救是第二位的，戒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然，由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够，以及唯心主义在我国古代思想领域长期占据主要地位，古人对安全的认识更多的是宿命论的，是被动承受型的。这是古代安全思想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等消极悲观的宿命思想。
人类的发展历史一直伴随着人为或自然意外事故及灾难的挑战，从远古祖先们祈天保佑、被动承受到学会“亡羊补牢”凭经验应付，一步步到近代扬起“预防”之旗，直至现代社会全新的安全理念、观点、知识、策略等，人类安全思想观念不断发展进步。新的安全思想观念与过去落后和愚昧的观念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于认识到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只有充分重视和发挥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才能把不安全因素和事故隐患降到最低，预防和减少人身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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