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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北京调研，笔者与基层安监部门和企业界人士多有接触，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个相同的声音，说政府生产安全监管工作与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在实践中找不到合适的接口。主要原因是作为对接口径的安全技术标准与工业发展不同步。而在现行生产安全监管体制下，其必须努力跟进和调整的要求，就习惯性地单独指向了安监部门。
然而，笔者以为这个要求的达到，或者说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安监部门一家所能为之。因为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离不开在技术的硬件和软件上不断升级的企业载体。而企业又存在于各种行业之中，不同行业生产安全的实现方式在技术上又各不相同。能为各行各业生产安全制定标准，并提供相应技术的支持者，除企业和行业内部的生产安全管理人员，以及长期关注行业发展趋势的专业科研单位和中介机构外，政府安监部门因客观条件所限难以代劳。因此，人们不约而同却又表述各异地对行业管理生出期待之情。
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经指出的“行业管理弱化”的问题又凸显出来。那么，行业管理弱化有什么后果呢？“这些年行业管理没有跟上去，行业的技术标准、产品标准、设计规范等，多年没有修订”。这是在2005年6月25日安监法制高层论坛上，李毅中在阐述“政府在工业化初期不能不管行业”的观点时说的，可谓一语道破。此后两个月，李铁映副委员长在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报告《安全生产法》执法检查情况时说得更全面：“行业管理弱化，安全监管体制不顺”，是造成生产安全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行业管理是产生安全作用机制的基本要素
生产领域的安全管理体制建设，一定要遵循生产规律和它所依托的安全机制。生产的多样性给安全管理的针对性出了一道难题，但是，生产安全管理必须有针对性。首先，要承认生产是不同行业的生产，自有其固有的特性；要使生产平稳高效运行，其具体做法也不尽相同，不能只重共性而轻个性，差异和个性才是生产安全管理的要害。其次，不能混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业管理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行政管理。再次，要解决行业管理的“制度残缺与实践难弃”的体制矛盾。因为体制是机制的外化，机制的功能要通过与之吻合的体制来激活；不然，体制就成了没有内涵的空壳。所以，行业管理是工业化初期安全与生产两大功能联姻所产生的安全机制的重要器官，其外化后便成为安全管理体制的组成部门，一旦缺损，其辩证统一的结构就被破坏，安全的功能将失去载体，生产的功能就没了保障。
近年来，人们对事故多发提出不少批评，说什么政府监管不到位，安监人员不敬业，百姓安全意识差，工人安全素质低，老板图财害人命，等等。其实，这些批评所指都是表层的，很片面，更缺少理性。因为，真正的原因在监管体制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远离体制设计者的主观愿望，使长效机制成了空洞的设想。在这种体制下，任何措施的推出，都只是对片面批评的回应，或暂时缓解工作压力，其效果依然是治表止痒。
因此，要尽快对生产安全监管体制进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科学重建，将政府行政监督（国家监察）与行业技术管理分开，按照“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将管理职能还给行业，让企业获得懂行的生产安全管理。尤其是在当今知识爆炸，“专才”多于“通才”的时代，行业与行业之间如山之隔的局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凸出和严重，何况生产安全每时每刻都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就更应强调行业管理。
有关研究机构应立题研究，从理论上尽快搞懂安全监督与管理对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建立符合国情、能产生长效机制的生产安全监管体制提出可行性建议。
笔者认为，无论这个体制的结构怎样，它一定要最大限度地使政府不用投入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担起监督责任；使企业能为自己的利益自觉地承担主体责任；使客观存在的行业（行业协会）在生产安全管理方面有用武之地。
因为，企业要安全地生产，光靠自律是不够的，需要行业部门或行业协会雪中送炭的服务；而政府的行政监督也离不开在行的技术支持。所以，行业管理一旦缺失：政府对企业要么就监而不管；要么就管而不监；要么就监管不分。
我国曾建立起能体现政府、雇主、雇员“三方”责权利的安全监管体制，实践证明这一体制具有安全作用机制，而“行业管理”是其重要一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构成安全系统基本要素的“行业管理”，是对计划经济“行政管理”的扬弃，它能超越经济体制，它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没有行业管理，必有安全盲区
2005年2月14日发生在辽宁阜新死亡214人的孙家湾矿难，用一个惨烈的悲剧，集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于一体，再一次把我国“行业管理弱化”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无可辩驳的论证。“2•14”矿难后，辽宁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刻反思，决定成立煤炭工业管理局，对煤炭企业的生产安全实施行业管理。
近年来，冶金行业事故反弹，尤其是今年4月辽宁清河特钢钢包倾翻事故以来，10天之内，接连发生了3起钢水倾覆、钢水飞溅伤亡事故。这又一次证明了行业管理的不可或缺。对此，李毅中认为，因为行业管理弱化，导致对冶金企业安全监管乏力，使得一些冶金企业安全管理薄弱、培训缺失、隐患严重。
由此可见，没有行业管理，就有安全盲区；行业管理弱化，难求治本之法。因为，行业的存在与主管部门的撤销无关，而行业要正常运行却与懂行的安全管理有关。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事故的直接原因看，它涉及到行业标准与专业技术，且大多隔了行就看不明白。对此，2005年3月7日，刚刚调国家安监总局任局长的李毅中，在新华网与网友交谈时现身说法。他说：“我到石化企业，到化工企业，或者相近的行业去检查，可以说瞒不了我，有问题我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让我到航空公司去检查。说实话，我去检查，真是坐飞机一样。他们领着我看飞机的维修，飞机的制造，在调度室看运行图，把飞行资料拿出来看……我确实挑不出毛病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参观。他还说：要提倡专家检查，一种业务，如果完全不懂，去检查，就流于形式。”
若论间接原因，不管事故大小，无一不是多因一果，牵扯面很宽。加之，现在发生在企业的事故，其致因可能在企业之外，其负面影响也可能是社会后果大于企业后果。例如中石油“12•23”井喷，吉化双苯厂“11•13”爆炸等。由此可见，生产安全管理在面上的问题很多，且表现为前面所列举的通病。正是这一缘故，才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人们更多地去盯生产安全的共性问题，忽略了导致这些引起公共安全问题的企业内因。而内因却有着很强的行业性，及由此而形成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以，千万不要因面上的共性因素而忽视内里的个性因素，使生产安全监管工作失去根基，使引起公共安全问题的源头失控。
宝贵资源，垂手可得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固有的作用机制，安全也不例外。人们常说要建立生产安全长效机制，其实质就是要建立一个符合生产实际，能够产生安全功能，有利于生产长期、稳定、正常进行的体制。体制的有形化就是机构，要按照机制的内在规定性去建设，才能产生与机制一致的功能；反之就会出现“有机构无机制”的局面。因此，生产安全管理机构的层级高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与机制吻合的科学体制，再按这一体制的需要，组建相应的能产生安全功能（安全机制）的机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国企改制，民企猛增，多种所有制并存，一些行业管理部门撤销，但行业依然存在。正是因为行业的客观存在与行业管理的部分缺失，才给人以“行业管理弱化”的感觉。此外，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后，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于是，以减少安全投入来降低成本的经营思路，就成了最简单的备选方案；加之企业在同行间缺乏交流，经验学不到；又由于安全考核制度在操作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地方政府也忌讳组织召开同行业的，尤其是跨行业、跨地区的事故现场会，教训更难吸取。
对此，辽化的几位跨世纪的安全工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企业安全管理最好的时期是有主管部门的时期。2004年重庆“4•16”氯气事故之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会长（原化工部副部长）谭竹洲专赴川渝两地，对重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三峡油漆厂、火炬化工厂、川化集团公司等企业的安全现状进行考察。谭竹洲说：“见到天原化工厂爆炸后的惨状，心里很不好受，这就是对安全不重视造成的后果。过去在化工企业大门口，可以非常醒目的看到安全生产41条禁令的大牌子竖在那里，工人上下班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许多企业已经不再重视安全检查，41条禁令的牌子早已不见踪影。”2004年5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重申原化工部颁布的《安全生产禁令》（《41条禁令》）。2006年3月，谭竹洲在化学品物流安全国际研讨会上说：“现在《禁令》对化工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想而知，如果化工系统“行业管理”还存在，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中国石化协会重申原化工部的《41条禁令》，也正好表明行业管理的现实需要，以及行业人士对生产安全管理的未泯之心。这无疑是搞好当前生产安全工作垂手可得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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