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樊运晓博士
樊运晓博士供职于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安全教研室，不久前刚从澳大利亚归来。采访在她的办公室进行，主题是国外的生产安全方针及其作法。我们的谈话自然就从澳大利亚说起。
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作业条件
不少人说我国生产安全工作难做，难就难在政府监管与企业生产的对接上，哪怕在一些人均GDP已经比较高的地区也不例外。你在澳大利亚看到的，是不是也这样？记者开门见山。樊运晓说，澳大利亚的安全工作好做。他们把安全工作分为三部分，一是立法，二是执行标准，三是具体操作。国家管立法，企业按标准去执行。在他们那里，政府就抓一条，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环境和工作条件，一旦有问题，雇主就要担责任。例如，飓风中员工死伤于被损的职工宿舍里。政府就认为企业没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安全条件，绝不会把自然灾害作为情有可原的理由。
说到安全卫生的条件，企业不同标准不同。对此，企业可以向专业的咨询公司咨询，不是去问政府该循哪个标准。搞安全的人，辨识法律法规的要求是一项重要职责。在澳大利亚，法律出台后，企业该按哪条哪款办，不是国家的责任，也不是政府安监部门的责任，而是企业自己的责任。企业要主动去识别这部法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弄清哪些条款需要了解，哪些条款需要掌握，包括国际公约。澳大利亚各州都有地方法律，我去的西澳洲，它的《职业安全与卫生法案》，制定于1985年，1996年作了一次修改；维多利亚州1986年9月也制定了同样的法案。他们的职业职业卫生法律，部门痕迹少，一般不与相关法律冲突。
澳大利亚企业出了事故，责任完全是雇主的，跟其他机构无关。例如，政府不会因为发生在企业的事故跟某个中介机构有关，就去追究这个机构的责任。中介机构有无责任，是事故企业通过诉讼由法院判定。因为选择什么样的中介机构为企业提供安全技术服务，是企业自己的事；如果事故企业认为中介机构的服务有问题，可以诉诸法律，政府无需直接介入。
谈到工亡赔偿，樊运晓说，人家不是什么20万的问题。但不管赔多赔少，雇主都不会为此担心，政府也不干预。因为企业不买单，政府也不买单，买单的是保险公司；企业在政府的强制下，通过投保将工亡赔偿转移给了保险公司。
谈到保险费率，樊运晓说她看了西澳洲的一个企业，安全绩效好，没有死人，多年来连失能的伤害都没有，这就可以在缴费时得到费率优惠。澳大利亚不管是投社会保险还是商业保险，就看你上年度的安全绩效好不好，如果不好，保险公司的承保风险就大，费率就会高一些，可以高达工资总额的5%。如果你上年好，前年也好，连续几年都好，费率就可降低。这有利于鼓励企业搞好工伤预防。
西澳州的矿业很发达，但保险费率并不高，工资总额的一个百分点都不到。有的小企业因安全绩效不好费率较高，但也才在百分之零点零几到百分之二之间。
在整个澳大利亚，雇主都愿意参加保险，因为出了事故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其他责任还是要承担的，比如管理不严，不具备安全卫生条件等等。
全员参与，是安全机制的效应，而非对号召的响应
澳大利亚企业的作业场所都很人性化，工间活动也有固定的时间，到时就能听到悦耳的音乐，员工们会利用这段时间放松放松。老板以“我会告诉我的员工，怎样才安全，怎样才舒适”感到自豪；而且这些程序都是事先设定好的，只要照做就行。
在企业，千万别抛开具体的问题谈安全和安全管理，如果那样的话，你谈的安全就失去载体。安全管理一定要多考虑怎样实现安全的目标，而不是空讲大道理。
“抛开生产谈安全，正如抛开企业谈生产，没用。”那么，这个管理模式是怎么形成的呢？樊运晓说，国外很多企业把安全部门放在厂长和各部门之间，也就是说安全要渗透到企业的各个部门。樊运晓讲了通用公司的作法，她说通用公司以HSE为中心，在安全管理上有21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方针；第二是安全绩效考核；第三是劳动保护用品等；倒数第二是变更管理，包括安全管理模式的变更。21个要素在管理上呈放射性展开，每一个要素由一人负责，具体带动一个工作小组。如方针的确定由CEO负责，而他带动的方针确定小组成员则可能来自企业的生产、维修等多个部门，他们可能是中层干部，也可能是一线员工，等等。这样一来，安全部门两三个人至少能带动21个人工作。每个要素都涉及不同部门内部多个业务人员，这样就带动若干的人来做安全，一层一层责任清楚，层次分明，既形成全员参与，又将方针目标落实到生产全过程之中。
“常听人说搞安全很累，而且累了还收效甚微。听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到似乎应重内在机制建设，而不是在形式上扩大编制、扩建机构。一句话，机制不对，累也白搭；机制不对，机构层级再高其效能也低。”记者所言得到樊运晓的赞同。“是的，我国企业多是安全处在做安全，看起来很重视，也很专业。但安全处做安全很难形成全员参与，即使通过动员号召搞活动，甚至起誓祷告等形式营氛围，也难达到全员参与，至少不是以安全为己任的自觉的全员参与。”
安全对我个人很重要，是我个人的事，我要注意，因为我不注意，不仅伤害我自己，还会影响整个团队。樊运晓说，就这样还不够，还应该学会提醒他人，大家互相提醒。比如你管PPE，你看见谁没戴安全帽，你就应该给这个人一个善意的提醒。另外还要鼓励大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
安全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它就是一个细致活
“日本企业对工人没有高的要求，你在这个岗位工作，对你的要求就是照章去做，你可以不懂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你必须这么做。至于说你自己想有所发展，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学的更深、更多，但首先要保证眼前的操作安全。澳大利亚也是这么做的吗？”
针对记者的问题，樊运晓说，我在一个公司里看到，每个员工都按标准去做。樊运晓给记者展示了一份安全管理文件，上面有政策的陈述、安全的控制，还有一些合作内容，包括对现场的若干要求。比如工作现场有较陡的台阶，在它旁边就一定有一个安全标志，用红、白、黑组成“危险”的标志，下面标明“危险”的原因，即“台阶太陡”以及具体的应对措施：“无论上台阶或下台阶，请一定面对台阶”。
谈到绩效考核，樊运晓指着一份现场安全管理审核表说，他们的安全方针很具体。共24分，安全方针他得了12分。审核表共有12条评判标准，有6条达标，6条不达标。为什么有6条不达标呢？评判认为，雇主承诺得不够强硬，在安全方针里没有强调这一点，说明你的安全方针不好，你应该承诺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并接受监督；你不承诺，就说明你觉得这不重要，就只能得12分。樊运晓说，因为当时她在现场，看到这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审核，很是吃惊。
安全是一种正常的消费
国家立法、企业守法、员工遵行。澳大利亚企业的安全机构设置跟我们不同，它叫HSE部门，工作推动有安全代表，责任落实到生产管理者，他们叫线长（生产线的负责人），由这些人对安全负责。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安全代表。这些安全代表不像我们的安全员，不是去做具体的安全管理工作。安全代表是发现和反映安全问题，随时将看到的安全问题记录下来，反映给安全管理委员会。
樊运晓说，她还看到一个铁矿的安全统计报告，分类很清楚，有多少失能伤害，有多少没有损失的伤害，有多少险肇事件；但在这份统计报告中，没有“安全投入”的记录，“你们的安全投入是多少？”不料，他们对我的问题很茫然。樊运晓对记者说，“在他们看来，为安全花钱不是什么投入，而是一种很正常的消费。”
讲究细节，培养习惯
樊运晓在澳大利亚是做访问学者，与澳洲同行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相交很深。“她不让你弯腰干活，开会时教你将小包放在背后，坐在那，背是平直的，很舒服。”樊运晓说，最让她难忘的是，有次上课去晚了，老师在班上为她“补课”时，不是弯腰低头做讲解，而是跪在她面前……她宁肯下跪，也不会轻易弯腰，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腰部损伤。腰部是人体的脆弱部位，中国人也常说“注意！别闪了腰”；腰背疾病占职业病的50%以上，曾一度居职业伤害之首位。可是在我国，别说是老师，就是一般人也不会轻易下跪。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信奉膝下有黄金，哪能随便下跪。但在职业活动中，这是应该摈弃的不安全不健康的旧观念；因为保护腰背比保护膝盖更重要。
在澳大利亚，办公桌与座椅的高矮也很讲究，座椅靠背都能把人的背部给顶着，挺舒服。电脑座椅的扶手，手肘放上去，与键盘是平的，而这些都是有标准的。还有照明光源的方向，亮度都有标准，不能让人有不舒服感。现在很多写字间的隔断板，一般都用兰色的PVC材料，但安捷伦公司则不同，他们选用的材料有很强的吸附噪声的功能。
这些职业性的安全卫生习惯也影响到居家生活和出行。樊运晓说，在老师家里，她看到客厅和餐厅在一块，存放物品的箱柜高度，物品的重量、大小，其存放高度都很讲究；他们搬东西的时候，背始终是平直的。
有一次，朋友开车带着樊运晓去参观AlCOA公司，她注意到车到门口时，尽管前后都没人。车却减速、停了一下，然后再开，后来才发现地面上画着一条“STOP”线，这可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安全确认。进出停车场，他们都习惯地一停二看三通过。这些倡导我们也有，如“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一慢二看三通过”等等，可我们在没有警察时就为所欲为，好像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是为了警察。
樊运晓说：“其实，注意安全是为了自己，而且一点都不麻烦，只需养成习惯。”
上一篇：安全文化：首善之区的思维向度
下一篇：武强“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