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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没有职业安全
有资料表明，旧中国由于战乱、生产力落后等诸多原因，广大劳工的劳动条件非常差。尤其是东西列强在其国内劳工地位、劳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争先恐后来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开矿办厂，敲骨吸髓，糟蹋中国劳工的生命与健康。
先说说煤矿工人。当时，煤矿基础设施很差，外部环境恶劣；煤矿中大部分是笨重的体力劳动，手工挖煤；通风照明极差，随时都有冒顶塌陷、瓦斯爆炸的可能。例如，1935年，山东淄博洪水泛滥，煤矿透水，一次就淹死800多名矿工。1943年，本溪煤矿一次瓦斯爆炸，死亡1527人；抚顺煤矿一次瓦斯爆炸，死亡3000多人。
海南锡矿山锑矿的矿坑内，没有照明设备和通风装置，工人每天提着煤油灯或者桐油灯，在黑暗的坑道里劳作，油灯的烟尘加上放炮后的硝石烟尘、硫磺烟尘、矽尘等，一起吸入肺内，三五年就患上矽肺病。根据估计，这个矿1898年开办，到1947年，死于矽肺病的矿工达9万人。解放后，一位老矿工回忆说：“和我在一起做工的，原有300多人，现在只剩下20余人，其余的都死在这里了。有一家父子6人，现在只剩下一个人，还是患矽肺病的。”
云南的锡矿大量雇佣童工，平均每生产1万吨锡，就有近1000名童工死亡。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煤窑的饭，拿命换”，“下井三分灾，不知上不上得来”，“吃的阳间饭，干的阴间活”。这就是矿工地狱般劳动生活的写照。
再说说上海劳工的情况。纺织工厂大量雇佣女工、童工，强迫他们每天做工12小时，有的达16小时。因劳动强度高，工作环境糟糕，所以，工人生病、伤亡情况很严重；女工流产、死产、难产或者把孩子生在厕所里的情况，常有发生。造船工厂，1918年到1921年期间，为装配美国4艘货轮，就因工跌死80多名工人。
中共领导下的劳动保护立法
1922年5月1日，尚处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就召开“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决议案》；1922年8月，拟定《劳动立法原则》，制定《劳动法大纲》，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1930年6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并且公布了《劳动保护法》；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并且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并实施《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1948年，东北解放区公布《战时劳动法》等。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制定新的、体现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劳动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以后的《宪法》中，也对劳动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根据这些原则，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劳动安全卫生法规。比如，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工会法》。1951年12月，政务院中央财政委员会颁布《工业、交通及建筑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办法》。1956年5月25日，国务院颁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习称“三大规程”）以及《关于防止工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在颁发“三大规程”的决议中指出：“改善劳动条件，保护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时也是区别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标志。”
3年“大跃进”，劳动保护受到破坏。为了改变局面，1963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企业生产中安全工作的几项规定》。十年浩劫后，为了拨乱反正，中共中央于1978年10月21日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搞好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必须使广大干部懂得，不断改善职工的劳动条件，防止事故和职业病，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保证生产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听任职工伤亡，听任职工身体健康受到摧残，而不认真解决，就是严重失职，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1984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198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94年7月颁布《劳动法》；1995年3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从此，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新工时制开始施行。
总而言之，《安全生产法》颁布之前，我国的劳动安全卫生基本上是“有法可依”的，不过这些“法”都是具体的规定之类，以至今日，仍缺一部劳动安全卫生“总法”——这个“总法”应该以保护劳动者安全与健康为惟一目的。经济活动放开后，我国劳动保护法治意识淡薄了。有些打着改革旗号的措施无异于是在甩包袱，使工作短期看“亮点”闪烁，过一段时间问题就浮出水面。比如煤矿等高风险或职业危害严重的岗位，大量以“农民轮换工”代替“固定工”，导致工人队伍技术素质大幅度下降，引发事故几率增加，职业病失去控制就是明证。
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
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在劳动部的工作报告上明确批示：“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那是错误的。”根据这一批示，1952年第二次全国劳动保护会议提出，劳动保护必须贯彻“安全生产”的方针。也就是说，这是针对当时工业系统实施增产节约时有人错误地“忘记或稍加忽视后一方面（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事业）”，而制定“劳动保护方针”——“安全生产”，强调的是生产与安全的统一，要安全地生产，从而达到劳动保护的目的。
“安全生产”的定义是“为了预防生产过程中发生人身、设备事故，形成良好的劳动环境和工作秩序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参见《安全生产常识600问》，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如《现代职业安全》第62期刊首语《“安全生产”探源保护生命是本》所指出的，“安全生产”一开始就不以“生产”为目的，而是以劳动者的安全健康为目的。
为了搞好“安全生产”，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确定为“安全生产”的方针；现在这一方针已经写进《安全生产法》，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法定方针。
劳动保护反对拼命精神
有次听工人反映，他们的领导给工人做“火线动员”时，号召大家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拼命也要拿下多少产量。工人敢怒不敢言，而且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证明其“说法”不妥。
首先，有权威说法。1984年，原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针对当时的错误观念，强调安全生产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说：“煤矿工作不能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产建设不同于对敌斗争，生产过程中发生事故，死了人，一点意义也没有。”（《高扬文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其实，这样的说法，有普遍意义，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思想。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二条指出：“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应当突出保卫单位内人员的人身安全，单位不得以经济效益、财产安全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忽视人身安全。”其体现的思想与高扬文是相同的。
其次，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会“纵容”违章蛮干行为，导致事故发生。1981年4月4日下午，某单位人员检修放射性厂房的某球阀，穿着气衣（防止辐射伤害）操作了30分钟，也没有把阀门拆下。没有穿气衣的车间主任等得“不耐烦了”，便不顾辐射防护监督人员的阻拦，“亲自”进去帮助拆阀门，还一道再装上阀门。后来，穿气衣的人在检修万向接头时，销子插不进去，车间主任又一次冲进去帮助插销子。当他出来时，防护口罩已经变黑。之后他被送职工医院接受医学观察，促排治疗。经过测量认定，他构成严重超剂量事故。事故调查时，有人质问他为什么不听劝止，他竟然还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
事后，企业安全部门对事故原因是这样通报的：车间主任违反辐射防护规章制度，不顾辐射防护监督人员的阻拦，在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去帮助拆装阀门，后来他又一次冲进去帮助插销子，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辐射防护人员没有坚持原则坚决制止其违章蛮干行为，执行规章制度不坚决，也承担部分责任。
由于企业没有姑息车间主任的违章蛮干行为，所以，以后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违章蛮干行为，事故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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