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令中国人难忘的一年。也是那一年，国庆节那天云南易门铜矿发生透水事故，有个青年矿工节假休息没下矿，躲过了一场劫难。20多年后，这名青年矿工成了中国安全生产界著名学者，他就是罗云。
罗云，1956年出生于云南，16岁去云南蒙自插队，18岁到21岁，在易门铜矿当矿工。提到那次透水事故，罗云还有些后怕：“倘在矿上，只有一层的勘探巷道，那死定了”。文革后，他考入武汉地质学院，1981年毕业，1984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又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从1981年起与安全结缘，罗教授一直辛勤耕耘在安全科学领域。1993年发表了中国第一本安全经济学专著—《安全经济学导论》，建立起安全经济学学科理论和方法体系，这是他10年研究的成果。罗教授曾算过一笔帐：20世纪90年代，我国年均事故总损失在1800亿到2500亿元之间，相当于损失两个三峡工程。他说：“要让事故不发生，就要让事故发生不起，让业主出了事故赔不起。”
从安全经济学角度看，预防性的“投入产出比”高于事故后整改的“产出比”，其比例为1∶5。20世纪90年代中期，罗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安全也是生产力”的学术观点。他的研究证明安全生产对GDP的贡献率一般为2.5%，高危行业高达7%以上，这在事故经济损失定量化和科学评价安全生产的经济作用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他关于安全生产对社会经济贡献率的研究，在国际上也是创新。
1995年，罗云教授参与主持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安全文化高级研讨会”，提出“安全是生产的灵魂，安全生产的灵魂源自安全文化”的观点，倡导和宣传“任何安全事故都是可预防”的观念。罗教授认为，安全文化首先是观念文化：人的安全权、生命权、健康权是基本人权；二是行为文化：当今人们处在生产、生活的人造技术环境中构成客观危险，但危险并不意味着事故，严格遵守规范的行为是控制事故发生的前提；三是制度文化：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普遍现象，这便要求管理者严格执行现有法规，根据社会变革不断完善法规；四是物态文化：高效的防护物质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有传统观念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天灾不可逆，事故不可防”。罗云教授不这样认为，他说：“今日对安全已经由传统宿命论的被动承受型演化为工业化时代补救论的亡羊补牢型，进而演化到信息时代系统论的综合型”。21世纪进入了超前预防型阶段，从防范技术风险角度讲，事故是人祸所致。
20年来，罗教授一直追踪和分析中国各类事故的发生规律，提出了判断事故高峰的“三标准理论”，即：事故频率标准－事故总量居高；事故强度标准－突破性特大事故；事故总量增长率超过“黄金水平线”。由此，在2000年他预警了中国的第五次事故高峰（2001年达到最大峰值）。
不久前罗云教授提出了“安全生产指数理论”，眼下正参与安全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研究。记者去采访时，他刚上完课。他在学校主要从事安全工程专业的本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教育工作，主讲《安全系统工程》、《安全经济学》、《安全行为科学》、《企业安全文化》、《安全原理与事故预防》、《安全信息系统》、《现代安全管理》等课程。
对于中国安全生产的形势，罗云教授认为，安全生产首先要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树立时代安全新理念，建立起珍惜生命的情感观、“生命第一原则”的价值观、安全行为规范的法制观、安全就是生活质量的生存观、安全也是生产力的认识观、保障人机环境安全的系统观、安全与效益辩证关系的哲学观。其次，要自律遵规，改良自身安全行为模式。在家庭环境中、公共场所里、交通行为过程中、职业岗位上，人人都要时时处处预防为先，遵规守纪。第三，掌握安全技能，提高自身安全素质。每个现代人都需要掌握家庭安全生存技能，懂得事故应急救援，防范职业事故，保障职业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