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安市地处安徽省中部，是我国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市。这里人多地少，每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多达130多万人。而其中的一些农民工，自从到海南省的某些矿山打工回来后，就倒在炕上成了“病秧子”。经医院检查，他们得了矽肺病。
近日，记者来到被称为“矽肺病村”的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采访。汽车在沙石路上行驶着，路上的行人很少，青壮年更少。陪同采访的西河口乡乡干部解释说，“乡里的青壮年劳力，大部分都外出打工了。”
映入眼帘的是路边不时闪现的一幢幢别墅小楼。这些楼有的雕檐画栋，有的宽廊阔柱，造型颇为别致。乡干部苦笑着说：“那，可都是用血汗，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啊。”
记者在路边的一座小院前停下，从外观上看，院内盖着三间崭新的大瓦房，可走进屋内，屋里的清贫却令人心酸。堂屋里的家具，只有一张分辨不出颜色的方桌，两张破旧的长凳。昏暗的光线下，一个弓着背的中年男子，站在堂屋中央迎接我们的到来。他的面容虽还英俊，面色却是腊黄。
乡干部介绍说，这就是李广全。西河口乡被确诊的晚期矽肺病人有4人，李广全是其中之一。一直没有说话的李广全突然幽幽地插话说：“那3个全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了，也快了。”
说话的同时，李广全那双忧郁并略显呆滞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们。
随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我们那时候去是自发性的，只听说那里有金矿，钱容易挣，到了那里，就天天下井扒矿石，也没有房子，晚上就睡在露天，用草席铺在地上，就跟野人一样，干活时每人一个口罩，有时口罩也没有。因为矿井里灰尘太大，就是面对面坐着，也互相看不见。灰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我们就用毛巾围住嘴。不仅劳动条件苦，干活的时间也特别长，一般一天都要干12小时，有时要干到17、18小时。
李广全告诉记者，他得矽肺病后，光医药费就花了7万多块钱。为了治病，家里一切能卖的东西几乎都卖掉了，现在他已经没钱治病，只好硬挺了。李广全说，和其他患者比起来，他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盖了房子，结了婚，而且找到一个善良能干的妻子。妻子的体贴照顾，给了他很大的安慰。而和他有相同遭遇的农民工，大多妻离子散。有的甚至没成家，就病死了。
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41岁的农民郭长森也是在海南省某矿山打工时，染上了矽肺病，并于2004年9月病逝。郭长森没有结过婚，家里还有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他的大哥郭长风怎么也忘不了弟弟临死前的惨状：“弟弟死的时候才41岁，他一天到晚喘不过气来，头脸全是黑色的。”
记者看见在郭家门前菜地的篱笆上，还飘挂着丝丝缕缕的花圈碎片，郭长森老父亲孤零零地坐在门前，看着纸片在空中飞舞，凄苦的面容上满是无助和迷茫，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对他的打击的确太大了。
同样在海南打工患上矽肺病的田维海是两年前去世的，家里只留下了瘦弱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孩子。站在他家空荡荡的屋子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徒四壁”。堂屋里只有一张方桌，里屋一张大床，田维海的妻子告诉我们，她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晚上都挤在这一张床上，床边是一个关不紧门的柜子，床腿、柜子腿已经损坏，下面垫着一个个倒扣着的小半截啤酒瓶。
田维海的妻子似乎已经麻木了，她不愿回忆，也不愿触及任何与丈夫有关的话题，生活的全部希望就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家的生活现在就是，今天这家给一点，明天那家给一点，全家现在只有几分地，种的粮食不够吃，两个小孩一个10岁，一个14岁，正是饭量大的时候。我又不能出去打工，生活不容易又怎么办呢？只能尽力把孩子拉扯大。”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等乡镇已经确诊和有待确诊的疑似矽肺患者就有100多人，其中17人已经死亡。更可怕的是，由于矽肺病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这些打工者中是否还会有人、又有多少人会陆续患病，不得而知。
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等乡镇民工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六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六安市副市长张祥安表示：金矿老板为了赚钱，不顾工人的安全健康。老百姓自我防护意识不强，法律意识不强，吃了个哑巴亏。这是弱势群体，总要有政府来帮助他们。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来帮助他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现在，六安市司法行政机关成立了由６名律师组成的矽肺病患者维权律师团，走访了大量民工，并赴海南调查取证，但律师团的调查工作困难重重。律师团团长王 说：调查取证的难度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劳务关系不明。这些农民工只要看到哪个矿山能赚钱，就到哪个矿山打工，几乎都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二是病史资料不全。律师们到矽肺病患者家里调查，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完整的病史资料和档案，甚至连基本的医药费发票都没有；三是义务主体不明。有的矿山没有明确的矿主，有些即使有明确矿主的矿山，也是私自非法开采的。而很多矽肺病患者，在哪个矿山打工他们都讲不清楚，甚至连矿主的姓名都不知道。
虽然困难重重，但安徽省六安市为受害民工讨说法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同时，其他的扶持救助工作也在开展之中。
六安市副市长张祥安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教训，包括工作上面的启示也是很多的。六安作为劳务输出大市，我们有130多万民工在外面打工，结合着《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条例》的贯彻执行，一定要把大家依法维权的意识提高起来，我们再不能吃这样的亏了，也吃不起。下一步，我们主要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加大对他们目前生活、生产救助的力度；第二是加大案件的调查处理，特别是证据收集；第三是对确确实实已经患病在身的人，通过协调医疗部门给予必要的救治。无论诉讼能否成功，无论政府如何救助，矽肺病民工的教训都是深重而惨痛的。
在六安市西河口乡，记者和受害民工李广全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要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你会不会再去打工？
李：那我不会的，谁人不想身体健康，他给我再多钱有什么用？
记者：现在，还有很多和你当初一样的农民工在外打工，你会给他们什么忠告呢？
李：我会告诉他，不要像我们这样了，应该自我保护。走到我们这种地步，给再多钱，又有什么用？钱是买不到你的命的，你也享受不到。我也劝他们，要跟对方履行一个协议（书面上的证据），万一伤害到你的身体，你可以找对方，那样当政府、当别人想帮你忙的时候就能提供一种书面上的证据，像我们这样，政府想帮我们，很难。
矽肺病民工的伤痛，不仅农民工自己在觉悟，也给许多用工单位，尤其是给私营业主敲响了警钟。六安市霍邱县富昌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柴延森表示：现在搞矿业，或者是搞其他行业，都必须按国家法律规定进行运作，绝不能违规操作。违规操作就要出问题，出了问题你就跑不掉，就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不能存侥幸心理，必须按规定，把它做好。在劳动保护方面，作为企业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使劳动保护的措施落到实处，不能空谈。
面对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同样应该反思、警醒。
六安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王平说，劳动主管部门在劳务输出工作过程中应该在几个环节上做好工作。首先在他们（民工）输出之前，应该对他们组织培训，特别是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维护自己利益方面的知识，让他们知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全市已经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2个工作站，这些工作站或者说协会都是我们的民工之家，是帮助民工在当地维权的主要机构。如果民工在外地遇到问题，可以要求这些机构帮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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