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所谓安全文化，从中观层面看，即人类在安全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物质成果和安全精神成果的总合，应该包括安全理念、安全意识、安全制度、安全标准、安全物品、安全文艺作品、安全宣传、安全群体、安全行动、安全理性、安全社会系统、安全社会结构等等。安全文化作为当前研究和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都有了它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成就。
现代意义的安全文化最初是由安全科技界专家提出来的。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由于人为原因发生爆炸，酿成核泄露的世界性大灾难，由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提出核电站“安全文化”概念，此后安全文化研究在自然科技界和人文社会科学界都得到了大力发展，安全文化建设也在其它企业生产和政府报告中得到了重要体现。当时，专家们的意见就是指人们不能仅仅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来维护安全，人们的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和安全政策等在维护安全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需要对科技理性的副作用进行思考。无独有偶，社会科学界差不多从另外一种角度提出了如何确保安全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学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问题的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核能安全使用问题的思考，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出版的德文著作《风险社会》(RiskSociety)中，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并且对“风险”的内涵作了更深刻的阐述。“风险社会”概念从一开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宽泛，不仅仅指安全生产领域，更广泛地指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风险，同时打破地域空间的界限而探索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异质性和不安全问题。?
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主要起源于工业化国家，远远走在中国前列，归纳起来有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业领域重点推进。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91年又提出了《安全文化》报告(INSAG-4)，把安全文化概念得以定义并且得到世界多数行业专家教授的认同。1994年该机构又制定了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1996年修改)，对安全文化的政府组织、运营组织、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199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又发表了《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提出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经历安全的技术与法律建设、安全目标与绩效、安全主体的责任与自我学习改进等三个阶段。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NCA，前身为1990年成立的亚洲地区核合作国际大会/ICNCA)1997年第8次研讨会以来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2000年会议在我国上海召开)，对于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文化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2]
第二，安全文化研究在其他工业领域的迅速推广。美国蒙特纳州1993年颁布了一部《蒙特纳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雇主和雇员合作以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的安全理念。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997年组织召开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全国研讨会。澳大利亚矿山委员会1998-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国矿山安全文化大调查，并且得出了一些合乎实际的结论。[3]目前国外在矿山安全、建筑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领域都有较大推广。?
第三，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并且安全文化概念和内涵日益丰富。目前，国外许多矿山类、公共管理类、卫生健康类院校中均开设有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环境法学等安全文化类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组织了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专门机构、安全文化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发表了相关论著，开展了相关项目，召集了相关会议。安全理论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安全文化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内涵日益丰富：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狭义为“核安全文化”;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作出了它们的定义，“安全文化是一个组织的各层次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所长期保持的、对职工安全和公众安全的价值及优先性的认识”，“涉及到每一个人对安全承担的责任，保持、加强和交流对安全关注的行动，主动从失误教训中学习、调整和修正个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且从履行这些价值的行为模式中获得奖励等方面的程度”。[2]当然，安全文化定义目前有十几种，也还在进一步深化发展。?
第四，从单纯研究技术解决安全问题到安全文化研究的理念突破。国外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已经走出单纯依靠安全科学技术解决安全问题的困惑，而是实现了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即转移到安全文化建设和研究的高度来。例如美国北卡大学提倡的安全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技术设计、成本核算、以产品状况解决冲突转到安全价值和关注安全的过程上来：健康安全在决策过程整体中的统一，管理者应对所辖范围内的健康、安全负责，员工应该参与决策和问题解决，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应该关注长期计划、便利条件、工作过程分析，同时也是员工的“可靠专家”。[4]具体地说就是：安全需要人人负责、全民共建;安全需要预防;安全是管理组织上层与下层职员的互动构建的;安全更主要的是一种理念、意识的形成;安全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约束等等。安全文化的这一转变，实际就是要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纯技术解决问题的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走预防为主之路，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的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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