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在世界上兴起于19世纪初。其主要研究任务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人类对这一现象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始阶段：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个阶段的文化学主要从精神文化即意识形态方面去认识文化现象，它偏重于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的反映－人类的宗教、信仰、思维、心理、语言、艺术等方面的反映。
功能主义阶段：这是20世纪上半叶在功能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形成的文化学理论。该理论从社会结构、功能形态、社区文化等角度进行研究，将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从精神领域扩大到社会领域。这个时期，不少学者从人类经济活动的角度来认识文化现象。
当代文化学阶段：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这一阶段文化学家们先是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多种现代社会现象，使文化学产生了许多分支－社会文化学、艺术文化学、教育文化学、心理文化学、居住文化学等。这些研究说明了对文化概念、范围认识不断在扩展。对安全文化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文化学发展的产物。文化学发展到今天，其内涵和外延已发展到方方面面。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已经包括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等各种文化现象。
文化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显然对我们探讨和发展安全文化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从历史文化的反思中我们可以确立发展安全文化的认识论。从历史学的角度，我们应认识到：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多彩的内涵，这其中，也包涵丰富的安全文化。剖析当前文化学界的三种思潮，我们可以认清和确立正确地发展安全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1.“民族虚无”论。这种观点把民族传统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贬的一无是处。其目的是要“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显然，这是一种激进，不求实际的论点，我们在考虑发展安全文化时，不主张这种认识论。
2.“儒学复兴”论。这种观点看不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不加分析的盲目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儒学将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得到复兴。这种观点认为解放后对封建文化糟粕的批判是错误的。甚至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种观点歪曲和篡改历史，走入了唯心史观的歧途。显然，这是发展安全文化所不应提倡的认识论。
3.“中西合璧”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中国的现代文化应该把二者的优点集中起来，但对两种文化优劣扬弃的具体分析却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西方有益的管理文化和经验应该积极吸取，拒绝学习和盲目排外都是愚蠢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保守因素应该抛弃，但其重视群体伦理、依靠集体力量的观念和做法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因此，在研究、建设和发展我国安全文化的实践中，我们倡导“中西合璧”的认识论，通过扬我之长、弃已之短、学人之长，避人之短，来发展中国先进的安全文化。例如，我们要把西方重视人权的安全价值观念与我国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结合；把西方社会强调安全经济效益的观念与我国重视人的生命意义概念相结合；把国外现代工业安全管理科学模式与中国的传统经验管理方式相结合；把西方推行法制化管理的机制与我国强调行政责任追究的机制相结合；把国际的“三方原则”（政府、雇主、雇员）与我国的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相结合。
针对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还要求我们：从狭义的安全概念发展到广义的安全范畴；从控制伤亡事故的目标扩展到人身、财产、环境安全的综合目标；从安全工作和劳动保护事业的层次发展到安全科学、安全工程技术、安全文化的层次；从强调事后处理和管理的方式转变到超前预防的管理方式；从就事论事的经验管理转变到前瞻性的科学管理；从纵向的行业管理转变到纵向横向交叉的立体式综合管理；从只分散地只讲责任、制度、措施的无序化管理转变到方针、目标、计划、实施、审核与评价的程式化体系管理；从单一的行政手段发展到行政、法制、经济、科学、文化的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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